但现在中国钢铁行业的兼并重组，似乎步入歧途。数据上可谓光鲜亮丽，“十一五”期间的兼并重组，令钢铁产业集中度大幅提高，前十家钢铁产量集中度从2005年的34.7%提高到2010年的48.6%。但另一面是行业微利运营。中钢协统计，1~9月，77家重点大中型钢铁企业销售利润率仅为2.99%。钢协内部人士预计，行业内钢铁主业平均利润率只有1.5%左右。

　　中国钢铁工业已经做大，出现了世界规模的大钢厂;但却没有变强，中国缺少世界级大企业。为什么中国钢铁大而不强?应该讲，是行业兼并重组的市场化缺失。“十二五”发展规划总结道，“十一五”期间行业的重组步伐加快。但实际上区域重组的进展更快，地方钢企突飞猛进式并购，成为我国钢铁重组的主要部分。

　　另外，历次钢铁工业规划的变化轨迹，渗透着各方利益的妥协。

　　2005年《钢铁产业发展政策》，主旨清晰，突出兼并重组是企业的自主选择，它强调支持大型企业集团进行跨地区的联合重组;金融危机后的《钢铁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》直接点名，要建设宝钢、鞍本、武钢5000万吨以上的特大型钢铁集团。

　　但在各地政府的支持下，各地主导钢厂纷纷崛起。现阶段的中国，困扰钢铁行业市场化重组的最大障碍，是各地政府对当地企业的难以放手，企业兼并重组，往往有很重的行政力量痕迹。

　　一方面，迫于环保、淘汰落后产能、能源供应等方面压力，钢厂依赖于地方政府。典型例子是，2010年年末，河北钢铁集团两个月时间内，以“渐进式股权融合”鲸吞16家民营钢企，以商誉、管理、技术咨询服务等资源，持有这16家民营钢厂10%的股份。另外，今年10月份，山东省成为了全国惟一的钢铁业结构调整试点，山东模式得到了高层级别的认可。

　　而此次的“十二五”规划，则默认了这一事实，并将之写入规划。积极支持区域优势钢铁企业兼并重组，引导河北、江苏、山东、山西、河南、云南等省内钢铁企业兼并重组。

　　某种程度上，这是一种倒退，默许了近两年的行业兼并形式，默许了非市场因素的影响力。

　　钢铁行业的市场化重组困难，根源于制度上的阻力。

　　其中，地方利益是最大障碍，而地方利益当中，税收又是核心。要想卸掉重组枷锁，财税改革势在必行。每个地方政府都想着做大本地企业，能为当地带来就业外，更能提供营业税、企业所得税等税源。

　　另外，作为企业所有人，各级政府享有国有企业的利润分成。目前中央钢企每年上缴利润比例为5%;各地钢铁企业上缴利润比率不一，但同样也是地方财政收入是重要来源。目前各地国有资产收益上缴比例常在20%、30%或50%等。另外，一般情况下，所属行政级别低或欠发达地区的企业，上缴比例有上升的倾向。

　　若企业被央企并购，兼并后的企业税收绝大部分要上缴给中央政府，红利也上缴中央政府。如果外地企业跨区并购，也将导致红利流向外地或个人。

　　所以，必须从制度上入手，来打破现有的阻碍。否则要各地政府放手本地钢厂，无异于虎口夺食。

　　应该考虑如何从顶层决策出发，考虑改革财税制度，解决中央、地方、外地企业之间的利益关系，让市场在企业兼并重组中真正发挥作用。否则，各地钢厂难以融入到全国范围的行业重组中来，行业兼并将继续着大而不强的轨迹，行业集中度等硬性指标的改善，将没有多少实际意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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